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外交

发布时间[2012-03-22]

2012年——重启美中公共外交的重要一年

威尔逊:随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公共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美中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至关重要且充满挑战的时刻。双边联系更加广泛、密集、复杂,可是两国民间关系没有跟上步伐。因此,两国间的交往与相互理解之间出现了差距,这给两国都带来了风险。如果公共外交能够得以大力推行,这些风险则可以弱化或减少。2012年将是重启美中相互沟通、了解与对话,消除这种差距的重要一年。

赵启正:中美两国的公共外交有所区别。美国政党在选举时,会攻击中国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而中国换届选举时,不会攻击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政党选举中对中国的攻击,对中国来说,是负面的公共外交,中国人不喜欢、不高兴。

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表达以下两点内容。第一,中国不想介入美国政党间的竞争,我们不干涉美国内政。第二,我们也要开展自卫性的公共外交。当外国人扭曲真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美国的公共外交,几十年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其中重要的演变就是政府负责的公共外交比例变小,而非政府机构、精英人士开展的公共外交比例变大。诸多民间机构、基金会积极赞助美国的公共外交。请问威尔逊教授,美国的非政府机构、民间精英人士积极投入美国公共外交的动力是什么?

威尔逊: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美中两国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过去一百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由个人建立起的基金会,为公共外交提供资助。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企业和企业家也会为公共外交提供资助,他们希望通过公共外交,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以营造更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黄友义:20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一年,很多候选人都会打中国牌。但从反面来讲,这也会让我们更加重视开展公共外交。但对美的公共外交,在明年这样的美国大选年是难以开展的。威尔逊教授将“富布赖特计划”看作具有长期作用,而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中期作用。而我认为孔子学院是具有长期作用的,可以让更多外国人认识中文、了解中国文化。请问威尔逊教授为何把它列为中期作用呢?

威尔逊:我同意孔子学院的重要性,但我们不了解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学院形式的有效性。从中长期来看,学习语言和文化可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您认为2012年是对美开展公共外交艰难的一年,但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年度,才更应该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因为在政府间可能无法相互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企业界和其他民间组织更应该走到前台来。我还想澄清一个问题,在美国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中国因素在选举中不会太重要。因为大部分选民不会过于关注中国,他们只会把选票给那些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的人。

袁 明:我同意威尔逊教授提到的2012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观点。我们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然而,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传递的时代,美国政府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常常是美国的国内政治要打中国牌。这会影响到我们中国人的尊严。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开展2012年的公共外交呢?我个人认为,领导力非常重要。我想听听威尔逊教授对领导力的看法,即在新形势下,在我们面临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紊乱的情况下,如何体现领导力,如何让比较客观、公正的信息交流能够在两国公众当中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威尔逊:要有领导力,就必须要有领导人站出来,正确地引导舆论,把不平衡的舆论引导为平衡的舆论。在公共部门、在教育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的领导力非常重要。同时,媒体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因此,领导人若要具备领导力就必须要了解媒体。第一,领导人必须了解现在媒体发挥的作用,即要了解媒体和媒体的运作方式。第二,领导人要了解如何利用媒体来达到积极的效果。第三,领导人还要了解受众。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称之为受众的人,其本身也在发出媒体信息。领导人必须要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正在创造的新的对话和沟通方式。

麦启安:目前,关于对名人和体育的过度关注已经引发了一些关切,影响了我们充满智慧的对话和相互间的了解。你认为政府或其他机构应该如何扭转这一趋势,使新闻不只关注无关紧要的琐事,而真正地去讨论严肃的话题?

威尔逊:记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培养新闻消费者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另外,我觉得西方国家报纸的经营模式以及运作方式,对于新闻的传播不是特别有益,应该减少新闻报纸的数量。

黄友义: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公共外交实践者的范畴扩大,公共外交的影响力也更大。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给公共外交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移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无法得到核实,难免会存在信息不属实的问题。我想听听美国朋友的意见,即在移动互联网对公共外交是一大促进的情况下,会不会也存在另外一种危险?

威尔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不会预测,也无法预测。这个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正在探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找到教育年轻人的新方法,让他们具有辨别信息的能力。领导人要更加地关心青年人,使青年人能够明辨是非,规范自身的行为。

麦启安:我也认为我们应该高度关注数字产业的问题。如何才能产生正确的信息,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欧洲、美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我相信数字产业会顺其自然地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另外,我现在非常担心年轻人,他们太过于关注体育和名人,很难让他们关注像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严肃的话题。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运用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麦启安:英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是一个全球领军者,中国可以从英国的成功经验中获取一些营养;公共外交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中国必须加大、加快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采用“国际声望管理”理论是优化公共外交的执行、产生最大效果的解决方案。

袁 明:我想到了共同造词的重要性。赵启正主任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国际声望管理”都是要让中国被世界理解。一个不被理解的中国形象,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人口达13亿多,有古老的文明,但是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要有渠道、语言和方向性的条件。在概念、观念的创造上,不应仅由使用英语者单独进行,而是要我们共同来做。如何让一个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了解当代中国,这个挑战很现实。英国48家集团和麦启安先生长期接触中国,对中国的了解比我接触很多西方的人士要深。如果用几个形容词来说明当代中国,您会用什么词?

麦启安:虽然描述中国并不难,因为我很荣幸在过去18年里一直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去过中国20多个省市。可欧美缺乏对中国理解的问题,不是几个形容词能解决的。在英国的课程设置中没有中国研究这一科目。中国要先意识到别国对中国多么缺乏理解,再制定战略解决这一状况。

黄友义:英国人开展公共外交的老道之处在于知己知彼。但是英国人也有不知道乱说的地方。2010年9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一个报道的情节是:BBC记者在中国某个大学门口,采访出入的中国学生。我们知道大学门口都有保安,穿着制服。有的学生不愿意跟记者说话,有的学生可能回答记者的问题了,但是BBC没播,播的全是中国学生都不回答问题。然后报道话锋一转,便说学校门口有警察,中国没有自由。把学校的保安说成是警察。我认为BBC记者应该知道,大学门口站的不是警察,只是保安,一些农村来的孩子。我认为记者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能这样胡说呢!这是BBC高层意见,还是记者无知?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麦启安:我没法代表BBC发言。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就需要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需要用可以运用的办法。这里的问题是,来自中国的信息是否能够说服这些记者。回到刚才我举的关于学校学生的例子,有时要换位思考。如果我只是想给学生灌输我所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科技进步的课程,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同他们接触,能够进行互动,找到他们对哪里感兴趣,就可以很好地交流。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公共外交方式,这样才能够说服像BBC这样的英国媒体,告诉他们,中国并非你所想象得那样。

赵启正:其实,美国人的许多思想并不是美国独有的,与英国的思想是紧密联系的。英国撒切尔夫人《治国方略》中亚洲一章第一节是关于中国的内容。她的第一句话是:冷战结束了,最高兴的是美国和中国,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敌人。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印度和日本,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我们要告诉中国,台湾不是中国国内问题,它是国际问题,我们有权进行干涉。现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是冷战思维仍旧存在。2011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原主席卢格发表的有关公共外交的报告中有一段话说,过去50年是美国和苏联的争霸,今后50年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争霸了。我面见了卢格参议员,说这是冷战思维。他的执笔者给了我一个传真说,他们的意思不是美中之间发生战争。这是当然。但我问的问题是冷战思维依旧,且这种思维把中国摆到前苏联的位置上。因此,中国面对仍旧存在的冷战思维,开展公共外交就十分困难。不知道麦启安先生能否给我一个忠告,如何越过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的鸿沟?

麦启安: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冷战的战士,但是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和英国的含义非常负面,同冷战思维关联很密切。我们可以用公共外交的方式表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变化了,尤其是在中国。需要注意的是,英美人士如何理解中国。运用我今天说的这些理论和建议,可以帮助中国研究现状、设计战略、找出办法,帮助外国人树立新观念。现在,中国做得还不够。其实是可以帮助人们改变观念、正视现实,帮助人们了解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过去不同,冷战的思维已不再是中国人的思维。

威尔逊:“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国际声望管理”理论是可以抓住“耗子”的。此外,当然还有其他不错的办法,如现代广告、现代的战略公关。“国际声望管理”是我们公共外交“弹药库”中的一部分。法国、美国等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都会运用公共外交的“弹药库”。通常而言,人们不喜欢说大国的好话,他们总会批评大国,在人类历史上一贯如此。中国的崛起、实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将会越来越多地招致批评、嫉妒、恐惧,缺乏信任。这是所有国家成为富裕大国都要经历的阶段。今天我们谈到别国的各种关切,都是合理的。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帮中国讲故事,中国要自己讲述自己的观点。国际声望管理和其他的方法都是帮助中国应对合理关切的手段。

麦启安:威尔逊教授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出口国,这在中国媒体是经常说的,现在西方媒体也经常说。我觉得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过去3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能忽视中国的不足之处,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外交战略必须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力量和弱点。否则,就会有我在演讲中强调的一种风险。如果美国和欧洲失业率继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的形象又被错误地反映成是一个拥有3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富裕国家的话,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引发更大的误解,乃至认为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

霍利汉:当一个国家愿意向别国示弱而不是示强的时候,反而更加受欢迎。以美国为例,当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时,美国公开透明地展示其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惨痛经历,得到了世界各国极大的同情。另外,不要等到政策出台之后、外交政策决定之后再考虑如何传播,而是要在做出重要决定之前就让民众参与其中,加强与民众的沟通。这样,当做出重要决定时,民众才能愿意听。不同的受众即使对政策有不同的理解,也会更愿意接受政策决定。

说明真实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赵启正:中国的公共外交刚刚兴起,得到了执政党、政府、非政府组织、大学、研究机构的热烈响应。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之一,外事委员会愿意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推动者。我们到各处去讲解公共外交,去实践公共外交。我们的确不宜过分看重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当记住,全世界前100个品牌中没有中国,中国的银行用的是IBM的软件。不仅如此,中国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用的是别国的卫星,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

最近,我遇到德国驻华大使,他表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我回答,中国有两件“新外衣”,一件是奥运会,一件是世博会,还有两件华丽的“衣服”,一件是北京,一件是上海。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内衣”还有“补丁”。德国大使说,这个比喻能够说服他。所以,我们中国在进行公共外交的时候,务必说明真实的中国,说明我们的进步,也说明我们的不足。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敞开,让大家看看“外衣”,也看看“内衣”。

《圣经》里有一个“黄金律”:你要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中国也有“黄金律”,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的宗教领袖路易斯·保罗说,这句话很伟大。他问这话谁说的,我说是孔夫子。他说,听说过孔夫子这个人,但是从来不知道他说过什么。这说明,我们的对外表达,不是今天才落后的,而是几千年来已落后了。中国古代的对外表达靠的是《马可波罗游记》——那是一部现实和想象结合的作品,近代靠的是曾刺激了鲁迅的那本书《中国人的德行》的作者史密斯。现在,中国人自己表达自己的书太少。我们要多讲故事,在许多场合,公共外交就包括了讲中国的故事。(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赵启正 黄友义 袁 明 威尔逊 麦启安 霍利汉)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黄友义: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

袁 明: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威尔逊: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娜伯格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麦启安: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

霍利汉: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娜伯格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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