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是公共外交的基础和资源

发布时间[2013-03-14]

今年的“两会”是新一届中央的开局之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年的头一件大事。民族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更是文明的昌盛,文化的繁荣,是习近平所言的“国富民富”,是人民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法治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国民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切实提升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无疑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基础和资源。

国民幸福离不开GDP,但幸福不仅仅是GDP

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既需要公共外交行动,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国家、国民本身的快乐成长与从容崛起。因此,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的基础,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全体国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GDP,但也离不开GDP。虽然关于幸福指数各国有各国的标准,但以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的中国而言,贫穷一定不是幸福,中国吃尽了积贫积弱的亏,国家不同,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幸福的感受和标准自然也不同。1970年,不丹国王最早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概念,并设置了包括心灵快乐、环境保护、健康、教育、文化、生活水准、政府善治等多项指标。数十年来,虽然不丹人均GDP仅几百美元,世界排名靠后,但不丹的幸福指数一直处于高位,一度还被誉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然而,不丹是特殊的,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独立王国长期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难以接触外部世界,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国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脱离全球化进程,自得其乐,因此不丹的幸福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他国。近年来,不丹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事物,幸福观也发生了显著转变,幸福指数出现了下跌趋势。

中国不能全盘照搬不丹的幸福标准,但不意味着中国就完全拒绝不丹在国民幸福建设上的经验。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当下中国物质财富已大为丰富,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相对于30年前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幸福生活的基础。如若,以中国13亿多人口,温饱尚成问题,又何言幸福?贫穷社会主义的亏、与世隔绝的亏、跳“忠字舞”自以为幸福的亏我们吃过不少,不能再重蹈覆辙。可是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经济大发展了,生活比以前变好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社会各阶层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感?

对于处于贫困阶段的人来说,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带来较高幸福总量的增加,但是金钱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财富就很少能够创造更多的边际幸福了。去年央视在长假期间,以“你幸福吗”为主题在全国各地街头采访普通百姓,在《新闻联播》中播出后成为热门话题。结果出现了很多“神回复”,如“我姓曾”、“队被插了”等等,一度成为网络尤其是微博讨论热点,后来还专门采访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回复?为什么莫言也有苦恼?这主要是因为幸福离不开GDP,但幸福绝非仅仅只是GDP。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正在转向如何实现人的幸福最大化。

国民幸福是最好的公共外交表达

实现人的幸福最大化,将给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带来强大的资源和动力支撑。再多的政治营销广告也抵不上国民幸福所带来的直射人心的反应,换言之,公共外交行动上的种种努力,可能抵不上一两个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形象破坏力。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社会的批评可能是长期的,因为批评是西方媒体生存的常态。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关键不是看西方媒体怎么看中国,而是中国自己怎么对待中国。只要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切实提升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只要国民的幸福感增强,社会更加稳定,国家更加繁荣,公共外交也就具备强大的根基。试想,一个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的不丹尚且能做到国民幸福、社会安定、知足常乐,正在努力做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泱泱华夏又岂能相形见绌呢?我相信,一个庞大的13亿多人口的幸福指数增加,必然会将这种幸福效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外界感受到幸福中国的强大感染力,为公共外交事业的腾飞插上翅膀。

当然,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对公共外交战略与交流艺术的研究、实践。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翻天巨变,可为什么中国国家、国民形象似乎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呢?这就是在于我们对于如何传播中国国家、国民形象,如何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向上发展的中国、一个正能量的中国,缺乏正确的、必要的认知,我们在推动公共外交过程中,还需要冲破传统宣传思维、传统管理手段的自我束缚。在“微时代”业已来临的当下,要学会利用各种平台正确表达中国的观点,正确传递中国民众的声音。如果民间社会一片埋怨之声、一片焦虑之声,社会消极情绪必然大面积传染,恐怕再给力的外宣也抵挡不住国内负面事件的发生速度、传播速度。

以改革正能量提升国民幸福指数

一个执政基础日益牢固、市场经济繁荣有序、民间社会生机勃勃、依法治国健康运转的中国,才是一个幸福的中国。那么,通过何样的手段、何样的改革有效增加中国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首要的是增强社会信任感,消弭社会各阶层之间日趋拉大的心理鸿沟,让逐步强大的民间社会具备自我修补机制,让法治信仰得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信仰,让政府依法行政与民众守法护法互相砥砺,让政府救济、司法救济、社会救济形成完善的救济体系,让每一个国民都能通过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救济而不至于因病、因灾等而失去体面的生活。

我们还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够通过正当劳动、智慧迸发而获得合法财富与适当地位。我们还应当创造更多的起飞平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的情况下找到向上发展的途径,让生命变得更加阳光、更加富有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富有尊严。亦即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司法的归司法,让社会的归社会,让市场的归市场,进而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能够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力都有行使的渠道,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合法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如此则怨气消弭,焦虑散去,鸿沟填平,体面可期,尊严常在,公共外交就拥有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

改革,于是成为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必要途径。新时期的改革,必然是改革者和改革受众的双赢,是执政者、民众、国家、社会的多赢,是全体国民的幸福量增加,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改革走向。但是,人民幸福并不仅仅是执政机构自己说了算,也要让人民说了算,让人民包括批评、建议在内的各种声音均能有效表达,形成政府与民间有机互动的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执政智慧、施政智慧与民间智慧、参政智慧、议政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容忍批评。

笔者认为,就是要通过容忍批评消弭负能量,激励正能量。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进一步发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让全体国民均能够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平台找到表达平台、代言平台、参与平台。须指出的是,公民有权追求幸福生活,但这种追求必须是合法的,是正当的,在追求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权责对等,幸福才能形成最大公约数。

一言以蔽之,切实提升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是公共外交的基础和资源。一次提升百姓福祉的制度变迁远胜过千言万语。让幸福感不再虚无缥缈,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让幸福落地为改革的实践,落地为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如此,则公共外交必将伴随着“中国梦”的实现大有可为、大放异彩,“当惊世界殊”。

作者:韩方明 《公共外交季刊》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公共外交小组共同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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